第十三章 新政(2)

作品:《明月万里照汉关

    所谓包销,就是由专门的商团负责销售这些国债,如果销售不出去,那么没有被销售出去的部分国债将会由商团一力承担。

    这样,朝廷就完全不用担心国债的销售问题。

    当然,商团的运营也是有成本的,所以会收取一定的费用,董舒昌在奏章中承诺,董家与几个家族成立的商团,可按总国债的金额的三分来收取费用,也就是每卖出一百万两的债券,商团收取三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那么两千万两的国债,这意味着商团足足可以向朝廷收取六十万两白眼。

    六十万两呀,董宣武未出现前,董家的总家产也就只有六七十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这两年,在董宣武的照顾和帮助下,董家投资了多家工厂,董家的生意因此而急剧膨胀,利润直线上升,现在家产才勉强达到两百三十多万两。当然,这是不计算董宣武的资产在内。

    董宣武几乎在所有的新兴工厂中都或多或少有股分,算起来他个人的资产恐怕早就超过了董家的总家产了。

    这还是董宣武将其中不少投资,直接转到了五行卫名下的缘故。

    至于五行卫的投资,不说资产总额,单单每年的收益便足足有近两百万两之巨。这还不算贵州部分的企业,相信贵州那边发展起来,其利润也绝不会低于京师这边。

    正因为财大气粗,董家联合其他几大家族以及五行卫的投资管理部门,才敢说出包销两千万两国债的大话出来。

    这份奏章一报到朝廷,顿时震惊了朝廷。

    大明缺钱缺得厉害,大臣们一个个像是饿极了的猫,见到银子就两眼放光。现在突然有人说愿意以朝廷商税、农税为抵押,借给朝廷这么一大笔银子,谁会不同意?谁要是不同意,那简直是与朝廷上下所有官员做对呀!

    内阁大臣不敢耽搁,立刻送往紫禁城中。

    “董家、郭家、薛家、徐家、胡家……这些家族,还有五行卫,真的有这么大的财力,能拿得出两千万两这么一大笔巨款?”

    魏忠贤接到这一份奏章,心中不由的一愣。不过,旋即瘪了瘪嘴,暗道:“管他呢,反正是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日后就算是朝廷还不起,吃亏、倾家荡产的也是这帮子不开眼的家伙,关咱家何事?

    由他去吧!”

    想到这里,魏忠贤也没有难为这封奏折,直接送到了天启皇帝的桌案上面。

    董宣武早已经通过信王跟天启皇帝通过气,告诉他会有这封奏折,天启皇帝正等着这份奏折。

    饶是如此,当他看到奏折上两千万银子国债时,天启皇帝还是吓了一大跳。

    天启皇帝原以为,能借到一千万两银子已经顶天了,没想到,董宣武一下子就答应借两千万两。两千万两银子如果到手,能做多少的事情啊。

    要知道,大明以前每年的税收收入,也才五六百万两。这两年因为永定河畔大量的企业涌现,导致顺天府的商税大增,每年也才多出一两百万两而已。

    当然,五六百两的税收是指押解到京城国库的税收,而不是指大明全部的税收。

    大明的地方官员在税收收上来后,会直接扣除来年的用度,然后剩下的才会上解朝廷。这当中,可操作的空间极大。

    董宣武怂恿皇帝发行国债,也有借发行国债之机,趁机埋下监管地方官员的一颗种子,以便日后大举整顿各地吏治。

    因为既然大明是以商税和农税为抵押,那么必定要成立相应机构来监管商税和农税。董宣武认为,天启皇帝最有可能会让信王来监管这一块。而作为承销的商团,往里面插入一些自己人,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天启皇帝当然没有想到董宣武的布置如此深远,在接到这份奏折后,基本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。

    这份奏折被批下来,以董家为首的董党各方势力立刻行动起来,正式成立了大明复兴董事会,董党第一次以大明复兴会的名义走上世界的舞台。

    在筹备大明复兴会的同时,第二封奏折《请重修各地水利奏章》由徐光启呈递给了朝廷。

    徐光启本就是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水利等方面的专家,颇具声望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,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并刻印刊行。

    翻译完毕《几何原本》后,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,徐光启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《测量法义》一书。

    后徐光启又将《测量法义》与《周髀算经》《九章算术》相互参照,整理编撰了《测量异同》,作《勾股义》一书,探讨商高定理。

    在此期间,徐光启还开辟双园、农庄别墅,进行农作物引种、耕作试验,作有《甘薯疏》《芜菁疏》《吉贝疏》《种棉花法》和《代园种竹图说》等书。

    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徐光启回到北京,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,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,并撰写了《简平仪说》《平浑图说》《日晷图说》和《夜晷图说》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徐光启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,合译《泰西水法》6卷。

    万历四十一年(1613年)初冬,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政见不合,徐光启告病去职来到天津。

    他在房山、涞水两县开渠种稻,进行各种农业实验,先后撰写了《宜垦令》《农书草稿》《北耕录》等书,为《农政全书》的编写打下了基础。

    天启四年(1624年),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,编撰了《农政全书》。他同毕方济一起合译了《灵言蠡勺》。

    这样一位备受人尊崇的专业人士,提出来要重修水利,减少农业灾害的损失主张,自然备受人关注。

    况且,自从万历皇帝晏驾之后,直到天启六年,长达六年的时间,朝廷虽然连连都有拨付银子维修水利工程,但是谁都知道,这些银子早被那些贪官污吏早不知弄到哪里去了,六年间,大明官府竟然没有修一里的水利工程。

    唯一做得好一点的是贵州,那还是董宣平定贵州后,利用民间的实力做了一些事情,严格来说,并不算是官府的功劳。